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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找不到凶手!相关业主,都要赔偿?

时间:2021-03-10 15:36来源:www.0731wy.com 作者:湖南物业网 点击:
高空抛物致害的赔偿责任,一直到1987年的《民法通则》都没有涉及。可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城市里的高层建筑并不多,高空抛物致害的行为也就比较少见。随着城市房地产的大规模开发,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但居民的觉悟和行为并不因搬上了高楼而有了较

      高空抛物致害的赔偿责任,一直到1987年的《民法通则》都没有涉及。可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城市里的高层建筑并不多,高空抛物致害的行为也就比较少见。随着城市房地产的大规模开发,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但居民的觉悟和行为并不因搬上了高楼而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乱丢东西的坏习惯被带上了高层住宅,于是就产生高空抛物这一新型的民事侵权行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首次对高空抛物致害作出了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2020年5月公布的《民法典》沿续了《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的精神,并且走得更远:
    第1254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个人认真学习后认为,这个条文很值得商榷。
    高空抛物与高空坠物性质一样吗?
    第1254条针对的对象是“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前者我们叫“高空抛物”,后者我们叫“高空坠物”,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高空坠物属于物件致害,往往不以人的行为造成,而是随着建筑物老化或管理不善而产生,比如外墙粉刷层剥落,或者空调室外机、阳台栏杆等脱落,这些物件致害,应当纳入第1253条的范畴,由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使用人、管理人来承担责任:
    第1253条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而高空抛物,不属于物件致害,是人为的行为,如果造成了人身伤亡,可以构成过失杀人或者过失伤害罪。它与坠物的区别如此明显,怎么能混为一谈?现在第1254条的写法,等于是把往楼下扔酒瓶子与墙皮脱落看成一回事,把第1253条已经解决了的物件致害问题又在第1254条重复规定,这不但在法理上是混乱的,实务中也会造成一个行为、两种责任,比如,外墙上的雨水管脱落砸伤了人,按照第1253条,应由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而按照1254条,就成了“可能加害的人”与物业管理人的责任,这让法院如何适用法律?
    “可能加害的人”如何判定?
    什么叫“可能加害的人”?被楼上扔下的酒瓶子砸伤了,逮不到肇事者,就把整栋楼的住户都当成“可能加害的人”,那如果是在火车上被偷了钱包,能不能说整火车的人都是“可能加害的人”?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人有罪,他就是无罪的,这在刑事领域早已是基本的法律常识,然而在民事领域却要求涉嫌者自证清白,只要不能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就归入“可能加害的人”,这不是有罪推定吗?从民事证据的角度来看,不存在的事情是不能证明的,要求被告人证明自己没有实施侵权行为,与“无犯罪证明”一样荒谬。
    物业服务人有安全保障义务吗?
    安全保障义务是一个特殊的侵权责任。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法理上应当是营业性场所的经营者或者活动的组织者。因为他在场所中受益,或者在经营活动中有权支配活动参与者的人身,所以应当对进入场所或者参加活动的人尽到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体现在消除潜在危险、提示可能的风险、出险后积极救助。
    我国以往的立法中,从未将物业服务企业纳入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这是因为物业服务企业不符合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特征。住宅小区是对外封闭的业主私人领地,物业服务企业不是小区的所有者,他在提供物业服务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权利支配任何人的人身与行动,要它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相当于在自己家里烫伤,要求保姆赔偿,其荒谬性显而易见。
    2008年6月最高法院公布了物业服务纠纷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其中第8条规定了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物业服务企业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物业服务区域内发生人身损害结果,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应予支持。”但后来经过听取各方意见、反复研究,最高法院在公布的司法解释中删除了这一条文。这是从物业管理实际出发的正确做法。紧随其后的《侵权责任法》,也没有将物业服务企业纳入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第三十七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第1198条专门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除了列举的场所增加了“机场、体育场馆”外,在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基本特征上,即特定的“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与《侵权责任法》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条文没有提到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企业也完全不符合其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特征。
    然而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一章中,在没有充分征求行业意见、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增加了物业服务企业对高空抛物致害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不但破坏了法律规定的连续性,在立法的程序上,也未免草率。
    第一,如前所述,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体现在消除潜在的危险、提示可能的风险、发生险情后及时救助这三个方面,只有在安全保障义务人能够有所作为而它却没有作为的情况下,才产生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而高空抛物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要有效防止高空抛物伤人,唯一的办法是把所有住户的窗户封死,或者是用一张大网把小区内所有的活动空间罩起来,这显然都是不可能的。于是,现实中只要发生了损害后果,就可以倒推认定物业公司的措施不得力。一件根本无从预防的风险事项,却要叫物业服务企业承担后果,这就明显不合法理,也不合情理。公安机关是专司治安管理的,如果它都没有办法预防犯罪、提示受害人有效避免损害,那有什么理由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起到这样的作用?
    第二,有人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可以在小区安装监控摄像头,全方位监控高空抛物,这就是它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它不这样做,发生了伤人事故就应当承担责任。作为物业公司规避自身法律风险的一个措施,这个做法当然是可取的,但这不是物业公司的法定义务。并且监控只能解决发生事故后的追责问题,并不能有效预防高空抛物。全方位视频监控还涉及业主及住户的隐私、增加的管理成本,不是物业公司可以随意决定的。政府在城市安装了上百万个监控摄像头,为什么不顺手把小区的公共安全也监控起来?公权力都做不到的事情,要求物业公司做到,做不到就追究责任,这也不公平。
    第三,从根本上解决高空抛物的问题,只能从教育入手,对居民长期开展守法和公德教育,而开展教育的责任,恰恰属于基层政府,也就是街道办事处,以及其领导下的社区工作站、居民委员会。小区发生了高空抛物致害的案件,说明居民教育做得很不到位,这个责任应当由街道办、社区工作站、居委会来负,物业服务企业没有教育居民的职责。
    第四,有人会说,《民法典》第1254条首先规定了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最后才是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并不是一出事都要由物业公司背锅。然而,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可以预见,对受害人而言,与其控告“可能加害的人”并获得赔偿,远远不如直接告物业公司简单快捷。因此,可以断定,未来只要发生高空抛物造成人身损害,在肇事者不明的情况下,受害人必然选择物业服务企业来承担赔偿责任。对法院而言,告物业服务企业的案件,审起来简单,执行起来也容易,所以最终的赔偿责任,只会落在物业服务企业头上。由于这类案件的赔偿数额巨大,对于小型的物业服务企业,可能会直接导致破产。
    一个正常的社会,风险与收益应当匹配,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而在如今的法律环境下,物业服务行业的风险越来越高,而收益却越来越低。长此以往,这个关系到我们生活环境优劣、最大宗个人资产价值升跌的重要行业能否健康发展,恐怕要打一个问号。
    民法可以规范行政行为吗?
    高空抛物归责难,最根本的原因是公安机关不能及时查明作案人。什么叫“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这类案件都是即时发生的,范围很有限,比起那些毫无线索的无头案、大海捞针的流窜作案,侦查容易得多。如果公安机关迅速出动警力,开展细致的排查,运用现有的技术手段,不可能找不到肇事者。说句不好听的,假如被高空抛物砸死的是市长或者公安局长,当天就能破案。
    只要抓到了肇事者,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但公安机关对这类案件有一个认识误区,认为这是民事问题,不愿意下功夫去侦查,于是就形成“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局面。事实上这是标准的刑事案件,其影响甚至比普通伤害、抢劫案件更为恶劣,公安机关理应优先侦破此类案件才对。
    就算暂时破不了案,那为什么不能像其他未破刑事案件一样,锲而不舍地查下去呢?由受株连者或者物业公司一赔,案结事了,刑事案件也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从此烟消云散,这对于公安机关而言,是不是玩忽职守?
    针对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职责,应当通过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追究行政不作为来解决。可是我们的立法者居然在《民法典》中给行政机关设定了义务,第1254条第三款:“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行政机关的职责,治安行政法、刑事诉讼法等都有明确规定,何须在《民法典》中重申?如果行政机关连自己的法定职责都可以漠视,《民法典》写这么一句,除了让大家知道,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通常都不会依法及时调查外,还有别的什么意义?
     民法只能规范民事行为,公权力的行为要由公法来规范。在民法中给公安等机关提要求,这算什么性质的法律规范?法律上的效力又在哪里?高空抛物的受害人能否依据第1254条第三款,向不依法及时调查的行政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这些机关是否要因此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这一切都不存在,那这一款就是一句废话。 
     侵权人担责与补偿受害者孰轻孰重?
     从“可能加害的人”的株连赔偿,到物业公司的背锅,其中体现着一个强烈的动机:受害人必须得到补偿。的确,任何人遭受从天而降的无妄之灾,都会在经济上陷入困境,需要这个社会提供人道救援,来帮助他渡过难关。这一点毫无疑问具有正当性。但这是需要社会救济法解决的问题,从侵权法角度来看,查明侵权人、令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才是民法所追求的正当性。如果把受害人获得补偿的意义凌驾于明确侵权责任,会使侵权法丧失公平正义的价值,而沦为民间调解法、社会救济法。
    如果受害人获得补偿重于一切,那么,查明的高空抛物行为人没有赔偿能力,受害人的补偿如何解决?是由左邻右舍分担,还是物业公司兜底?第1254条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以受害人必须获得补偿作为一项原则,那其他场合下的受害人能否适用?比如机动车肇事,司机没有赔偿能力,坐车的是大学教授,他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或者补充责任?
    民法只能解决民事领域的问题,不可能包打天下。到任何一家医院看一下,有多少穷人付不起医药费;到农村的学校看一下,有多少孩子吃不上午餐。这些问题不可能由民法来解决。民法领域的公平与社会学的公平含义是不同的,不能把社会学上的思考用来指导民事立法,更不能把社会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交给民法来解决。而不幸的是,第1254条正是产生了这样的错位,以为追求了社会的正义,却没有想到顾此失彼,得之桑榆却失之东隅。并且所失远远大于所得。依照第1254条的精神,“房奴”欠开发商或银行的钱都有理由不还,这样民事秩序将被彻底颠覆。
     我国民法应该有怎样的立法思路?
    中国大陆的现代法治,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不过40年。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立法中凡吸收借鉴境外先进法律,法律条文就比较科学合理,比如我国的合同法、公司法、海商法,争议就比较少;而一旦境外法律没有现成样板可以参考,或者立法必须迁就中国特色,写出来的法条就容易跑偏。高空抛物的法律规定,大概就属于这一种情形。以我掌握的有限信息,无论英美法还是大陆法,都没有类似我们《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可以说第1254条是不折不扣的自主研发、百分之百的知识产权。不知道国外的民法学家对这个制度是什么看法。只听说多年前中国学者向国外学者请教这个问题,人家诧异地说,我们这里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民法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体现的是普世价值。中国的民法在历尽劫难之后重新起步,应当以境外先进民法为样板,这才有可能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更好地继承与发展。法治社会是讲理的社会,而民法的精髓就在于讲理。一部价值观鲜明、逻辑严谨的民法,不仅可以化解民事纠纷,更重要的是,它能建立平等、自主的民事秩序,引导国民的理性思考,指引我们的社会进入与丰富的物质生活相适应的文明阶段。
(责任编辑:湖南物业网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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